党章是党的总章程，是党的总规范，是党的根本大法。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党章（党纲）的制定与修正历经十九次，这十九部党章（党纲）蕴含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革命先烈、英雄模范的奋斗故事，蕴含了新中国成立沧桑巨变、辉煌成就的艰辛探索，蕴含了改革开放艰难创业、重大创造的宝贵经验，蕴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在党和国家建设过程中起到了里程碑式作用。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清醒剂，学习历史是为了更好走向未来，深入研究党章发展历程能够帮助我们以史为鉴，更好把握当下、赢得未来。

下面，请跟随小编一同回溯土地革命兴起到全面抗战时期的探索和发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六大到七大之间的17年，是我们党经受苦难走向成熟的关键期。1928年的中共六大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召开的，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建设和发展、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征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1935年1月，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召开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1928年 中共六大

白色恐怖令人窒息 赴会之路艰险曲折

党的五大之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把矛头指向了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可是，陈独秀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处于异常艰险的时刻，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的命令，对中央领导机关进行了改组，免除了陈独秀的职务，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职权。在国民党的残酷迫害下，我党一批优秀领导人先后英勇牺牲，其中包括李大钊、陈延年、罗亦农、赵世炎等。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推动革命向前发展，党中央决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

1928年5月初，周恩来、邓颖超装扮成一对古董商夫妇，由上海坐日本轮船到大连，再经东北转赴莫斯科。途中曾发生过一次意外情况，据邓颖超后来回忆：“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们也同他聊天。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我后来才知道的）。恩来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终于对付过去了。”周恩来沉着机智，从容化险为夷。如周、邓夫妇一样，党的六大代表们一路克服重重困难，最终陆续抵达莫斯科。

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六大代表名单

在莫斯科郊外召开 明确党的组织原则

图为位于莫斯科南部五一村的六大会议旧址

1928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苏共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参与了党章的起草和讨论，因而，这次党章的修改得到了苏联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六大党章的修改在结构上调整较大，较以前几部党章，更加突出地强调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其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党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也是此次修正党章最突出的贡献之一。修正后的党章详细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三项根本原则：

（1）下级党部与高级党部由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及全国大会选举之；

（2）各级党部对选举自己的党员，应作定期的报告；

（3）下级党部一定要承认上级党部的决议，严守党纪，迅速且切当的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党的指导机关之决议。

《中国共产党章程》——六大党章（部分） 中央档案馆藏

六大党章还特别指出：“党员对党内某一个问题，只有在相当机关对此问题的决议未通过以前，可以举行争论。”这些规定是对党内关系、党内民主与集中问题的一个较好的说明，有利于纠正党内存在的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两种倾向，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

此外，六大党章还在党员的管理制度方面做了较大调整，首次规定了党员自愿脱党的制度，“无充分理由连续三个月不交纳党费者，以自愿脱党论”。六大党章还进一步把党员应及时按规定交纳党费，作为党员应有的组织观念来要求。从六大党章起，后面的党章都坚持了这一基本精神。

六大党章存有缺憾 历史意义不容置疑

尽管受囿于历史条件，六大党章存在着一定局限性，即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仍旧把城市工作放在全党工作的中心等等，但六大党章总的原则和精神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在当时的“非常环境”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后，围绕着六大党章规定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恢复、整顿了各地的党组织，新组织了革命队伍，使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和党的建设重新走上发展的道路。

为什么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1930-1934年 红军反“围剿”战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红军经过三年艰苦曲折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进剿”与“会剿”，至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到约10万人，在十余个省先后开辟了大小十多块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的迅速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日益扩大，震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蒋冯阎军阀混战刚刚结束，蒋介石就调集军队，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中央根据地是敌人“围剿”的重点。

1930年10月，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红一方面军4万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共歼敌1.5万多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1931年2月，国民党当局又调集20万军队，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红军3万人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仍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在5月中下旬，连续取得五场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任总司令，采用“长驱直入”战术，分三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依然使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前后3个月，歼敌3万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下，根据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采取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集中优势兵力，坚决围歼的作战方针，消灭敌人3个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3年10月，蒋介石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对中央根据地，蒋介石动用50万兵力，分路“围剿”中央红军。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李德等人先推行“军事冒险主义”策略，后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采取“拼命主义”，最后发展成“逃跑主义”，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开始长征。

1934年-1936年 长征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红一方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图中是红军翻越雪山时的照片。

长征时红军的穿着，绑腿和草鞋是红军战士的两大“法宝”

这是红军战士的包袱皮，上面写着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 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红军长征时期四渡赤水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体现了我军军事指挥官的才华。图中是当时的赤水河。

毛主席穿越草地时的喜悦画面

1935年1月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党中央在遵义城琵琶桥(后改名子尹路、又改称红旗路)东侧87号原贵州军阀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根据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和要求，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推选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随后，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此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图为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油画）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使红军和党中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得以保存下来。从此以后，红军转败为胜，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中共六大以后，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和激烈的国内战争，党在长时期没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直到1937年，中国革命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时期，共产党有了合法地位，于是开始考虑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共七大从酝酿到召开，又经过了七、八年的时间。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必须集中全力领导抗日战争和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频繁的战争也造成了交通不便，许多高级干部战斗在第一线，难以集中。同时，全党对于重大是非问题还没有形成一致看法。直到1945年整风运动结束后，以上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七大才得以顺利召开。七大一开就是50天，成为党的历史上会期最长的一次党代会。